【会议实录】喻国明 | 5G时代政治传播的新机遇新挑战
2019年10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和第三届”政治与传播“研究生论坛在北京举行。26日上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以《5G时代政治传播的新机遇新挑战》为题进行了主旨发言，本期分享喻国明教授的发言内容。
喻国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蓝皮书）》主编等。主要研究领域：新媒体研究；舆论学，传媒经济与社会发展；传播学研究方法。迄今为止，独著、合著出版的学术专著、教材、蓝皮书共30本，论文800余篇，自1979年记录以来在新闻传播学科的论文发表量居第二位，总引文数居第一位。
政治传播本身应该说是传播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就跟传播学今天所面临的情况一样，很多人都说现在是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大变局不但影响着传播领域，也影响着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商业，包括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交往。换句话说，整个互联网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平台，已经成为今天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我们的基础改变了，所以我们很多建筑上的东西也发生改变。因此我们愿意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他们来问我有没有PPT，说很多老师都是有PPT的，你不能没有，后来我说我这人我比较狡猾，我不想让自己的思想被技术这样的东西束缚住，所以我就不用PPT，实际上是比较偷懒的一种做法。那么从技术影响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根据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分成两种技术，一种叫改良性技术，一种叫革命性技术。所谓改良性的技术是指对于某一个领域的某些要素环节有某种性能的改善、效率提升等功效。比如说在电影当中，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技术叫做3D技术，3D技术就是一种改良性技术，它极大地改善了人们在视觉感受上的立体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是他对于电影工业的整体发展目标和价值，以及其基本运动逻辑，其实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动，所以它还是一个改良性的技术。而革命性的技术不一样，革命性技术是对整个的边界运作模式、价值实现及其基本逻辑，甚至发展诉求的目标都有了全然不同的改变，这样的技术我们就把它称为革命性技术。5G就是这样的一个革命性技术。
5G有四个特点，我把它概括为两高两低，两高就是所谓高速率和高容量，两低就是低时延和低能耗。这四个特点大家都清楚，但是他对于我们做传播研究、传播实践的人来说，对于整个所谓互联网赋能赋权的现实而言，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赋权，为哪些人负责？这种赋权所产生的新的生态、新的规则、新的结果是什么？实际上这才是我们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应该对它加以思考的。那么我就自己的一些学习心得来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不一定对。比如说我们以高速率为例，比如视频作为一种表达形态，它对于传输速率是有很高要求的，随着速率的不断提升，据说5G条件之下，理论上来说它的速度要比4G通讯技术要提高一百倍，但实际上在现在铺设基站的情况之下，华为的技术专家告诉我们，实际能够提高的是40倍，40倍也是很快。据说一个标清电影，它下载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两秒到三秒之间，也就是在“滴答”之间一个高清电影就下载下来。这种高速率为视频的登堂入室、更加活跃和更加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这两个概念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说更加活跃，就说明这样的影响范围，从过去的边缘性影响范围逐渐渗透，甚至把它的主战场转移到社会的中心问题、核心问题、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上。我们都知道过去视频除了一些巨大节庆等之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边缘性的、文化性的渲染，比如说影视剧娱乐节目等等。但是自从4G时代速度提升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短视频在设置社会议题、引起社会关注、吸引社会热点方面有一种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5G时代的到来，它不但对于短视频有更加完善的技术支撑，而且中长视频也会迅速崛起。中长视频和短视频不一样，虽然短视频对社会的冲击力、普及率、到达率相对来说会比较便利和普及，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文本碎片，它足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形成社会议题，它的影响力是强大的，但是它对于复杂问题、核心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言，这种文本的语义碎片，不足以形成一种定盘星的作用，而中长视频事实上除视频本身所具有的感染力之外，在内容的结构性、层次性、完整性和逻辑性建构方面，有着短视频完全不能比拟的功能。中长视频对于解决核心问题、中心问题有特别的功效。当然有的人认为中长视频的普及率肯定不能与短视频在一个数量线上呈现，毕竟它要求人们具有较高的接触强度，然而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多时间去接触中长视频。实际上，中长视频未必要像短视频般具有这么高的普及率。对于社会意向的呈现，短视频设置的议题已经足以形成社会热点、社会关注、社会议程。中长视频是为那些对社会政治有深度参与的人解决问题，来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现实支撑，发挥着压舱石和定盘星的作用。
按照政治学的理解，真正深度参与社会政治的其实只是少数人。如果中长视频能够在少数人的政治传播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其实对整个社会的作用是相当深刻和关键的。所以中长视频的崛起，对于未来解决政治问题会带来很多新的变数，因为它改写了书写文字这种表达形式。书写文字相对是比较单纯、比较讲究逻辑和事实的表达方式，而视频不一样，视频包含的要素更加多维与混杂。比如说，视频呈现时会有具体的语境，而视频人物在讲话时除了所表达的理性信息和逻辑信息之外，还有很多非逻辑、非理性的一些成分会表达出来，例如讲话的口气、语调，以及姿态表情等等。这些都会深刻地影响着接触视频的人，从而达成传播效果和沟通效果。
有研究表明，两个人在面对面讲话时，真正影响互动效应的复合因子并不是他们之间所说的事实、逻辑和道理，很大程度上是那些非逻辑、非理性的成分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据实验表明，80%的互动因素是那些非逻辑、非理性因素造成的。而现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到来，又给我们带来一系列非常新颖和复杂的变化。等到视频登堂入室，成为社会表达的核心语言以及中心语言时，会加剧这种“后真相”情况的程度。而现在问题在于，我们在面对视频表达场景因素时，如何调用和配置其中非逻辑、非理性的因素？这种因素有哪些机制？它们之间如何形成？使用这种因素的目的也包括如何搭建关系要素、如何形成同频共振等等。以我现在的了解，这些所有强调社会沟通效能以及社会认同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在实践还是理论的研究当中都相当缺乏，但我们现在是以加速的方式一步步逼近5G时代。按照工信部宣布的目标：2020年12月31日前，中国70%的居民可覆盖在5G网络服务下。所以我们即将面临新的传播形式与政治形势，并且需要用倒计时来加以解决一系列问题。不然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混乱、新的失序的时代开始。对于政治传播的研究者而言，应负担起特殊且重要的责任。
视频的普及化还有另一个含义，即它第一次以如此广泛的传播方式，把社会交流的手段以及社会交流的门槛降到如此之低。以至于当视频成为社会交流的主流手段后，真正的泛众化传播时代就到来了。这可能是人类文明史建构以来从未遇过的情况，因为人类文明史其实在解决核心问题以及解决社会参与问题时，都是由少数精英阶层来带领。到现在为止，除原始民主之外，直接参与社会问题都是一种神话。然而，由于视频这一传播方式，成为引起社会关注以及社会广泛传播的动力点，这是比书写文字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的表达形式。过去，我们强调精英性的表达逻辑，但有研究表明，精英性的表达逻辑中，有95%的内容其实是由3%以下的人来提供和书写。所以在社交媒介崛起之后，有人说“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来临，但实际上并没有到来。为什么？因为书写文字本身要求传播的人具有精英逻辑。
但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具有那种魅力，能够进行“洛阳纸贵”似的传播，所以还是少数的。当然这种少数人已经跟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意见领袖构成相对单纯化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更多的对于这种社会表达，尤其对于情绪表达比较擅长的人，现在开始进入到社会表达者的主体过程当中去，所以有所谓的UGC、OGC、PGC，构成了多元的内容生产主体，给过去完全由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大众传播控制者所掌控的社会传播的格局带来了很大变化。以我们国家为例，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有一整套比较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或者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叫治理。但是今天“泛众化”的时代将社会参与的门槛降到如此之低，人们可以以各种各样的价值点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比如快手刚起来的时候、直播刚进来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觉得从精英逻辑的角度来说，好像看起来一地鸡毛、不值一提，但在它影响力扩大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种“泛众化”时代所带来的复杂的传播格局。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在我们既有的内容价值标准的基础之上，还有新的价值标准正在生成、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内容角度来说，我在中央电视台央视视频成立时也讲过这样的理解，我说我们媒体人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标准，就是所谓的专业标准，我把这种专业标准也看作是深度维度上的一个标准，它的质量要求是高的，里面有精英逻辑，并呈现出它的质量水平标准。但是，现在是多元化的社会，在多元的社会协同和协调过程当中，其实还更需要一种横向的沟通连接价值，我把它叫做“同频共振”，而这种“同频共振”的价值，我们对它还不熟悉。
我在十几年以前参加过浙江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名字的研讨，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新闻深一度”。后来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对主创人员提过一个意见，我说你们叫“新闻深一度”不对，应该叫新闻宽一度，为什么？因为它是个新闻评论类节目，这个节目是一个主持人加上一个嘉宾，如果像张召忠这样的嘉宾，为了平衡他比较偏激的说法，再加一个嘉宾就1+2，但一般都是1+1。它跟别的节目不同的是，后边有一个大屏，这个大屏有一个巨大的数据库，每次都有32个“网络评论员”上线。网络评论员的构成有打工者、乡村教师、派出所的警察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对某一事件，按照他们的话语方式进行评论。那么，这样的形式，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他们叫新闻深一度，其实深度是由主持人、新闻主播和专家来解决的，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这深度问题的话，说明你们的嘉宾没请对，或者你们的新闻主播对这件事情掌握本身可能有缺失。深度不是由后边32个评论员来构造的，他们是干什么？他们是来增加你的宽度，来形成那种“同频共振”的共振点的。因为对于一个事情，虽然道理是一个道理，但是如果我用自己熟悉的逻辑、熟悉的话语、熟悉的例子讲出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巨大的共振感，这就是今天社会在进行相应的社会传播、政治传播的时候需要的一种格局。有很多东西，你说出来的话与知识分子说出来的话就有点隔膜。我们在过去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在一个方言地区，只要你用方言来进行广播、电视节目的播出，节目的内容一个字都不用变，它的收视率就能提高15%到20%，这就是接近性所带来的一种传播效应。所以32个网络评论员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是用不同的阶层对同一事情的理解来表达出自己的见解，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因此使很多人觉得我的话表达了，我的声音被大家听到了，这是一种巨大的传播的同频共振效应，所以我说你们这个节目应该叫新闻宽一度。在今天面临日益复杂、需要多方协调和协同的社会发展当中，这种宽一度的价值其实一点也不比我们过去传统的精英化的深一度的价值要更低。
泛众化的传播给我们带来了便利的条件，有这么多的人参与，看我们如何去使用它，如何用一种有效的机制来实现泛化传播的横向价值的提炼和表达。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整个的传统媒介、传统主流媒介的最大的问题——封闭性，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缺点。今天来看，在整个互联网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主流传播媒介为什么逐渐的边缘化？为什么逐渐的失语和弱势化？并不是他们缺少专业的人才，他们的人才虽然有一些流失，但是今天最好的做传播的群体依旧在传统主流媒介当中。他们也不缺少资金，他们的技术装备一点也不比现在那些BAT公司技术装备要差。那么他们差在什么地方？差在跟时代发展、互联网发展的背道而驰上，因为互联网发展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和它用连接性来形成价值。用马化腾的话来说，互联网发展20多年的变化是深刻和重大的，但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互联网并没有创造出任何一个新的元素、新的物质、新的外在的东西，它只是通过强大的连接和再联系的作用，激活一些东西，形成新的社会功能、新的社会价值。这就是互联网之于社会的一种作用方式。所以开放、连接、合作、协同是今天形成功能和价值的不二法门。但是反观我们的传统主流媒介在做什么？这些年面对这样的潮流，他们也想赶超，也想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但是他们跟资本市场、内容市场是隔绝的。杨继红作为央视新媒体的负责人，有一次到我们这边来讲课，做了一个特别庞大、特别复杂的央视新媒体发展的矩阵图。然后请我给提点意见，因为我们之间关系太好了，我们交往了20多年，因此我就很真诚给他提供意见：这个矩阵图如果在解决央视现有资源的调度方面，真的做得很好，我都想不出来更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对今天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所释放出来的整个传播能量的99%的那些人，他们所迸发出来的那些能量和内容，这套系统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接口、任何一种机制来吸收。你们把它看作是竞争对手，错了，这恰恰是你应该借助的一种资源和力量，如果能够很有效的把它转化为一种新的能量、新的动能、新的内容，而央视成为这种互联网生产力所释放出来巨大能量的利用者的话，就是站在了时代前列，能够使我们的主流媒介趁势而上，起到四两拨千金的作用，不然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反向而行的媒介。我们今天的主流传播媒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封闭的方式跟互联网开放合作协同这样的大潮流有巨大的不同，这才是主流媒介今天弱势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好在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开放性合作，比如说央视新闻也开始在快手、抖音上开了快手号、抖音号，我想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我相信这是一个潮流，当然还有更好的一些合作模式，而不仅仅是开一个抖音号或是开一个快手号，那个太小了，它不是一个整体利用这样的状态。
所以网络普及化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传播能量和传播人群，这是个巨大的宝贵的资源，我们不要化友为敌，成为我们防范的视同洪水猛兽的对手。这种认识逻辑本身就是不讲政治的最为重要的表现。政治是什么？毛泽东讲的很清楚：永远跟大多数人站在一起，这就是讲政治的要则所在。这是我们讲到仅仅一个所谓的视频速度的快，对于视频本身，就在赋能赋权以及他的表达方式、如何赋权方面，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再去看高容量。
高容量意味着什么？就是同时在线的数量有了4G时代和4G前时代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4G以前我们虽然好像也在域网中，但实际上我们是一个一个的局域网，彼此之间的联通是要通过桥接点来连接的，而这种连接一旦数量、交往交互的这种信息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会瘫痪，所以它实际上是不太有利于万物互联的社会发展的逻辑。而5G不一样，它是呈现出巨大容量的一种新的通讯技术，拿华为5G专家的话来说，它可以同时容纳5亿个场景在线，可以让50亿人同时在线，可以让500亿的传感器同时在线。这种同时在线如果再加上低能耗的技术特征，就可以使那些传感器永远在线，永远发挥它的作用。因为一个传感器如果每天都要进行能量的维护，给它充电之类的，只能在关键场合才能用。但是如果一个传感器在低能耗的情况之下，一次安装可以用到三年五年，它就会永远在线。之后它会出现两个结果，就是产生大量的数据，这种数据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简单来看这些数据能够产生所谓的数据内容产品，我们把它叫做传感器新闻。换句话说，在既有的，尤其对OGC、PEC的基础之上，还会迎来5G时代的一个新的崛起的内容生产的爆品，就是MGC技术生产内容的规模品类丰富程度，以及它跟我们既有的OGC、PEC和UGC的内容，如何进行彼此之间的角色扮演和功能划分，其实都是给我们这种赋权赋能的新的格局带来了很多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去研究的一些问题。
那么第二个带来的变化就是大量的数据的产生就能使我们AI人工智能有了极好的技术基础。我们都知道AI人工智能它的运行和发展是有三点支撑的，第一点就是断力计算能力、第二是数据、第三是算法，如果没有数据就是无米之炊，所以从强调大数据时代到来，再到现在为止，大概也有快十年的时间了，真正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利用大数据来进行研究的那些成果，可以说凤毛麟角，为什么？因为接近数据源是很困难的，它都掌握在少数的大公司手里面，腾讯、百度等等，他们不是不想分享，但是他们在分享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顾虑，当然这也是他们的核心资产之一，但是还不是最重要，实际上他们是对于隐私性的东西如何去处理、如何去规范，还没有十足的社会规则方面的把握，因此在这种分享过程当中是非常审慎的，所以基于大数据的产品其实是少之又少的。但是到5G时代，传感器无所不在的时候，大数据就成为一个富余资源，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丰厚的资源，人们接近大数据源本身就非常容易、便捷。当然这里边关于个人信息本身如何进行隐私化的这种权利保护，就成了我们重要的职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它会对我们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一个特别重要的支撑性的条件。
我们北师大今年4月份的时候，跟哈工大和清华大学一起举办社交机器人的首届研讨会，其实就想关注到在这种人工智能条件之下，（社交机器人）如何涉入到社会舆论的形成、社会议题的设置等等。有很多人对于社交机器人觉得挺新、挺陌生，其实他早就不是一个陌生的产物了。洪忠老师团队的研究表明，川普总统当初竞选的时候，已经充分利用了社交机器人作为他竞选的重要工具。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作为一个政治素人，只拿到3亿资金，希拉里拿到12亿资金，美国打选战在某种程度上是打金钱的，但是为什么川普的3亿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希拉里的12亿资金？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川普利用了现在成为主流媒介的社交媒介来进行传播，所以在这种普选制的情况之下效果是突出的，而希拉里用了《纽约时报》等精英媒介自说自话，其实跟选票的影响力本身已经是两张皮了，她没有认识到这个特点。其实我特别要说，我们习主席在这一点认识的是非常清楚，早于这样的时间两年，习主席就已经说，群众在哪里，我们的工作就要做到哪里，群众都上网了，我们的工作重点也应该上网。希拉里真的应该学习习主席治国理政的若干重要论述。川普利用了社交机器人，他的总统竞选材料的分发，80%是通过社交机器人根据对不同选民的政治态度这种精准识别来进行精准传播的，这极大提高了效率和产生了相应的效果。今天这样的一种普及性的作用是越来越渗透到我们的社会传播、政治传播等等的过程当中去，但是我们对于社交机器人如何来善用、如何更加有效和适度地使用，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对较少的。我们做政治传播特别需要重视技术本身对于我们政治的赋权这样一种影响，以及把它控制在一个技术向善的逻辑之上。
那么还有所谓的这种低时延，也就是这种分享的同步性，会使无人车这样的东西可以巨大地发展，它看起来跟我们的政治传播无关，其实也跟人的权利有关，因为无人车里面要有一个算法，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电车难题，它必须要计算一个最终的方案，就是当你驾着这个车的时候，面对一群人，如果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伤人事故的时候，是放弃你这个人，保全外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还是保护你，撞向那两个人。你在买车的时候他一定把算法要告诉你，这叫知情权，如果你选择了关键时刻会放弃你的无人车，对于你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回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今天需要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当中的一个。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